夏日炎炎，淄博中心城區(qū)道路上的綠樹給人們帶來了絲絲涼意。不過近有市民發(fā)現，南京路上的一些樹往下滴“油”，路面顏色變深，踩上去還有點黏。據了解，這是蚜蟲在作怪，已開始治理。“近我騎車從南京路走，就算是大晴天，在樹下也老感覺跟下雨似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早上，張店市民劉先生撥打本報3585000新聞熱線表示。今天上午，記者按劉先生所說的地點來到南京路、和平路路口以北。記者注意到，綠化帶和人行道上各有一排郁郁蔥蔥的國槐，枝葉間點綴著很多白色的花骨朵，在很多枝子上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小蟲子。記者騎車在樹下走了段距離，不時有“雨點”落到臉上。路面的顏色已明顯變暗，看上去油乎乎的，走在上面感覺有些黏。記者將問題反映給園林部門，工作人員表示馬上著手治理。據了解，國槐上的蟲子是蚜蟲，天氣炎熱干旱時繁殖較多，滴下的“油”是蚜蟲的分泌物，對人體沒有傷害，但清理起來十分麻煩，提醒市民經過時盡量避開。

杜甫草堂，又稱杜公祠，坐落于成縣縣城東南3.5公里處的飛龍峽口。是一組紀念唐代偉大詩人杜甫流寓同谷的祠堂式建筑，也是國內現存三十七處“草堂”中歷史久的一處。
1 跨越時空的文化對話
8月31日，筆者在隴南市成縣，“你看它像什么？”當地文友張平良指著縣城東南方向飛龍峽口的一座山峰問我。
我舉手及額，細細辨析那座和雞峰山脈夾峙的峰巒，它的峰頂像一個仰臥的男人的頭部，根根直立的短發(fā)，智慧的額頭，挺直的鼻梁之下是一簇濃密的八字胡……
這不是大文豪魯迅嗎？張平良說，這座“魯迅山”還有一個名字，叫鳳凰臺。
筆者心中怦然一動，詩圣杜甫流寓同谷的時候，寫過一首詩《鳳凰臺》，描繪的正是此地的風光。
飛龍峽口相隔千年，一邊是現代文壇巨匠魯迅，一邊是古代詩圣杜甫，隔峽谷而相鄰，似乎在進行著一段跨越時空的文壇對話，不能不說是一處自然與歷史的造化。
杜甫經秦隴流寓同谷，在飛龍峽結草廬和家人逗留了月余，之后即取道嘉陵江入蜀。
詩圣走后，當地百姓感念杜甫在這里度過他人生困苦的一段歲月，卻寫下《鳳凰臺》、《同谷七歌》不朽的詩作，北宋時，當地秀才趙惟恭捐地，縣令郭慥主事創(chuàng)建祠堂。歷代吏民皆修葺，擴建，到如今形成了一座規(guī)模宏大、古色古香的杜少陵祠，亦即杜甫草堂，是游客飽覽自然風光，緬懷詩圣遺跡的必游之地。
2 人心險過山川，詩圣同谷遭遇小人
眼前的新建門樓為清式彩繪牌坊，上方正中“杜少陵祠”4字匾額，是當代書法家啟功先生所題。抬級而上，便是草堂前院。
草堂一進兩院，二級臺階，前院的南北兩座廂房，現在開辟為展室。沿階再上，便是后院，也是草堂大殿所在處。院內正中是杜甫漢白玉全身雕像，詩人扶手佇立遠眺，憂國憂民，形態(tài)逼真。正西為大殿，供有詩人石雕坐像，詩人的神情雖然困苦，但目光深邃，心中似乎正在醞釀疾風勁雨的視覺。亭上的“氣吞江?！睓M匾正是詩人內心世界的絕妙寫照。
在塑像周邊，曾有8株參天古柏，一棵國槐和一叢海棠，人稱“八柏一槐一海棠”，相傳為杜甫親手所栽，現在只剩下這幾株古柏。它們蒼勁古老的樹干和郁郁蔥蔥的枝葉，是杜甫草堂千百年來衰敗興盛的見證。
亭邊現在種植有一棵梅樹，院后南北各有一個月洞門，南門通往后山坡，直達子美崖。
院南北兩側都是碑廊，有杜甫同谷詩及歷代游人題詞碑刻24方，詩圣《鳳凰臺》和《同谷七歌》的詩篇被刻寫在醒目的位置。
詩圣當年流寓來同谷有其時代背景。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fā)以后，杜甫曾西奔鳳翔投靠唐肅宗，被任命為左拾遺。不久因為替打了敗仗的宰相房琯說情而得罪了唐肅宗。杜甫被貶出京城，放任為華州司功參軍。在赴任途中，他目睹了戰(zhàn)亂與苛政帶給人民的苦難，為此有感而發(fā)，寫出了《三吏》、《三別》等充滿現實主義色彩的詩篇，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七月辭官回鄉(xiāng)。接著杜甫接受在秦州為官的侄兒杜佐及好友贊公之邀，于當年九月之后攜妻子西行，來到秦州，在這一月期間，杜甫寫了百余首描寫隴右自然和社會文化的詩。
當年十月杜甫應同谷縣令邀請，離開秦州，趕赴成州之同谷（今成縣）。誰知這個勢利縣令卻嫌棄杜甫已棄官且窮困潦倒避而不見，頓時置饑困交加的杜甫一家人于絕境。
3 詩圣沉郁頓挫的詩風自此發(fā)端
杜甫衣食終無著落，迫不得已便在南山飛龍峽口搭建草屋棲身。適逢大雪封山的隆冬季節(jié)，杜甫一家饑寒交迫，杜甫于無奈中長歌當哭，和著血淚寫出了《乾元二年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這組長詩。
這首七言組詩真實而形象地記錄了詩人一家困居同谷時艱苦卓絕的生活。描寫了一家人慘不忍睹的遭遇和骨肉分離的巨大哀痛。
詩人描寫的生活是：其食不果腹，“歲拾橡栗隨狙公，黃獨無苗山雪盛”；其衣不蔽體，“短衣數挽不掩脛，手腳凍皴皮肉死”；其住荒涼破敗，“荒蒿古城云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其貌衰老不堪，“白頭亂發(fā)垂過耳”；其體態(tài)羸弱不堪，“身不成名身已老，三人各瘦何人強”；其情緒悲觀絕望，“男呻女吟四壁靜，西風為我從天來”；其行蹤飄忽無定，“三年饑走荒山道”。
詩圣的悲慘遭遇讓人不禁潸然淚下，然而杜甫的偉大之處，在于他不是拘泥于自己的一己悲歡，而是由家及國，揭露了當時朝堂上龍蟄蛇游的反常政治現象，對于遭遇戰(zhàn)亂、流離失所的黎民百姓抱著強烈的人文關懷和悲憫意識。
《同谷七歌》七首詩之間，既獨立成章又結構相同，形成了一個有內在聯(lián)系的完整藝術體系，豐富了杜詩多樣化的寫作體裁。明代的王嗣爽曾評價說：“七歌創(chuàng)作，原不仿離騷，而哀傷過之，讀騷未必墜淚，而讀此則不能終篇?！?br /> 杜甫在同谷無法正常生存，乃于當年十二月經河池郡之栗亭（今徽縣伏鎮(zhèn)栗亭一帶），向南翻越了木皮嶺到達徽縣嘉陵鎮(zhèn)的白沙渡，在這里杜甫一家乘船沿嘉陵江順流南下至成都。
杜甫“一歲四行役”的坎坷經歷，滿腹才華而又不仕的特殊遭遇，促使其詩風“此去華適秦為之一變”，形成了千古稱頌的“沉郁頓挫”詩風。